中新社记者 徐雪莹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思想，逐渐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并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持续在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搭建桥梁。

　　从隋唐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向外传播佛教的重要阵地，为各国文化互鉴发展作出哪些贡献？佛教融入中国的方式为当今世界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哪些启示？中外佛教界对于推动世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促进文化交流、民心相通，能提供哪些认知共识与实践倡导？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上述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历史上的我国佛教中国化经历了哪些阶段？在中国，佛教如何吸收道家与儒家思想，最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形态？

　　张风雷：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由此开启了中国化的历程。

　　中国佛教研究大家汤用彤先生将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这一阶段被称为佛教的方术化阶段，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认识近似于对神仙方术的理解。在思想上，佛教与主张清虚无为的黄老之学相似；在修养方法上，佛教推崇的安般守意与神仙方术呼吸吐纳的方法较为接近。

　　在第二阶段，当佛教传播更加深入时，“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例如，儒家的正统人士，就批评佛教僧侣“剃除须发，出家修道”违背《孝经》所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出家人不娶妻不生子更违背《孟子》所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批评意味着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以“孝悌”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有着严重的冲突。再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使不熟悉佛教的中国人更容易了解佛教的概念和思想，在经典的翻译、讲说、阐释过程中，不得不采用“格义”也就是概念拟配的方式，即用中国人熟悉的儒家、道家、玄学的概念、术语、思想来拟配、解释佛教的名相和思想，如“涅槃”最早被译为“无为”、“性空”被译为“本无”、“无我”被译为“非身”等，也就是将印度佛教中的专有名词转化为中国人能懂的概念术语。这样一来，儒家、道家、玄学等本土思想文化中一些相近的概念、术语、思想就被引入到佛教中来。这种“格义”的方法，到东晋道安时也引起佛教学者的反思和批评，如道安就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他的弟子僧叡也批评“格义迂而乖本”，认为这样的方法会造成对佛教概念、术语、思想理解的偏差。这种偏差与冲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三阶段“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虽然也有种种差异与冲突(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但总体来看，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基本规律，仍是努力与中国主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相适应、相调和，这是我国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点。例如，以《牟子理惑论》等为代表的佛教护教文献，在面对佛教出家修道违背儒家孝道的责难时，并不刻意强调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差异，而是以“泰伯祝发文身，孔子称其为至德”等典故，极力论证佛教不仅未与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核心价值观相违背，而且是以中国古代圣人也采用的类似行为方式来践行中国本土价值观，论述佛教是在更高维度实现对孝道的遵循，即以儒家认可的古代圣人言行阐述差异的合理性，从而化解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在政教关系上，佛教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认同中国国家政权逐渐成为定制。

　　实际上，我国佛教中国化的这些阶段之间并非截然划分，整体是一个渐进发展、不断冲突与调和的过程。中国僧人在接触佛教之前就对儒家、道家等思想比较熟悉，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带有中国文化色彩。很多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逐渐吸收中国文化，也适应了孝道等中国本土主流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从隋唐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向外传播佛教的重要阵地。千余年来，中国人将佛教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为各国文化交流互鉴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张风雷：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双向的。佛教传到中国也绝不只是单向输入。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开始从中国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到唐代逐渐发展为有建制、成规模的交流，以鉴真东渡为代表。

　　追根溯源，日本、朝鲜半岛的主要佛教宗派大都源自中国。这些佛教宗派传入后，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文化、艺术，在书法、建筑、茶道、服装等方面影响非常深远。晚明时期，隐元禅师应邀东渡日本弘法，开创了日本禅宗三大宗派之一的黄檗宗。如今，中国福建黄檗山仍跟日本佛教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流，这个法脉是没有断的。

　　总体上，中国的影响起主导地位，但有时我们也从中受益。例如中国流失的不少佛教典籍得以从日本或朝鲜半岛找回，对我们的宗派接续也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佛教不仅从印度和西域传入中国，也形成了传播的回流。玄奘法师既将佛经翻译到中国，也把中国的《道德经》等经典翻译到印度。据研究，历史上还存在中国人撰写的“伪经”，大量吸收阴阳五行和道教思想，回流到西域或印度后，又被翻译到中国。

　　中新社记者：佛教融入中国的历史，为当今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

　　张风雷：佛教在两汉之际、公元前后初传入中国内地，不间断地持续传入中国则在二世纪中叶以后，此时印度和西域的部派佛教正继续发展，大乘佛教也蓬勃兴起。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经学十分发达，稍后玄学也开始日益兴盛。当体量、规模、成熟度相当的异质文化接触碰撞时，就会产生冲突与会通并行的局面。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总体以和平方式展开，一方面与佛教自身在文化心理上并不谋求主导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像中道等佛教基本精神，早期主要是以批判性为主，到了中国后逐渐吸收儒家等思想文化，发展成中道圆融精神，更加提倡包容，从而为人类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更多启发借鉴。

　　尽管当今出现了逆全球化等潮流，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更改。文化交流互鉴以和平方式进行，前提是和平的发展环境。只有全球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多元合作、共同发展，文化才会以和平的方式、以包容的心态交流互鉴。

　　中新社记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外佛教界对于推动世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促进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积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提供哪些认知共识与实践倡导？

　　张风雷：佛教文化理念，特别是中国佛教很多基本理念，都以“缘起”思想为基础，即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的，而非独立自在的，这一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和合共生的意蕴。佛教到了中国，由“破”转为以“立”为主，更具包容性、圆融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历史发展的方向由合力构成，当我们朝着和合共生形成共识、共同努力，人类历史发展或许就向和平包容的方向多走一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文化同行也是一个重要力量。作为民间交流的一部分，学界交流为构建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学理基础。历史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佛教、儒家、道教等文化互动，实际上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底色、中日韩各有特点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的东亚文化基础，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坚实历史底蕴。(完)

　　受访者简介：

　　张风雷，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哲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首届宗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理事等。专业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致力于中国佛教天台宗和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研究，撰有《智顗评传》《智顗佛教哲学述评》等学术著作，主编《宗教研究》学术辑刊。主持“中日佛学会议”“中日韩佛教学术会议”“海峡两岸宗教学论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