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郑州1月26日电 题：包公文化为何在海内外光大？

　　——专访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程遂营

　　中新社记者 刘鹏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中国北宋政治家包拯，因审案明察、不畏权贵、清正廉洁，被称“包青天”“包公”。千百年来，包公文化及精神辐射海内外，影响深远。

　　主政北宋东京开封府的包拯，为何在刻着开封府“市长名单”的石碑上不见其名？包公文化何以成为连接中外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纽带？近日，河南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程遂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详细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开封博物馆“镇馆之宝”《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包拯之名为何消失了？

　　程遂营：从政25年，包拯为官清廉，铁面无私，勤政爱民，深受爱戴，“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包拯在中国民间受到的敬仰和爱戴，反映在开封留下来的《开封府题名记》碑上。这通北宋石碑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目前中国发现时间较早、记载人名最多的地方官员题名记碑，被称为北宋开封的“市长名单”。该碑记载了北宋146年间183任开封府最高行政长官的姓名、职衔和上任年月等，其中包括范仲淹、欧阳修等名人，但唯独不见包拯之名。

　　事实上，这通碑上原有包拯之名，但因后人在观看这通碑时，不由得要去摸一摸包拯的名字，对他的事迹评说一番，久而久之，包拯的姓名处就留下了半指深的指痕，其名讳难以辨认，只留下了“嘉祐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字样。这就是包公受百姓爱戴的历史佐证，其名不在碑，而民心烛照，百姓有口皆碑。

　　中新社记者：如何传承和创新包公文化？

　　程遂营：包公之所以受人敬仰，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为官期间，两袖清风、为国为民。所以，在元朝编纂的《宋史》列传中这样评价包公：“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小说、戏曲传播的影响。包公去世后，宋代即有话本流传包公故事，元代杂剧里包公戏就有20多种，明代出现《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100多篇包公断案故事，清代更有数十种戏曲故事演绎包公。包公被定格为铁面无私、居官刚正、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清官典型，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官员的楷模。

　　尽管时光已过去近千年，但包拯留下的包公文化十分宝贵，值得我们传承弘扬与创新。

　　首先，要继续挖掘包公及包公文化相关资料，把包拯其人、其事及其形象流变和文化传播的脉络理清楚。不能贬低包公的贡献和价值，但也不能无限神化包公。

　　其次，要持续利用好相关祠庙、景点、媒体和影视宣传包公故事，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树立包公正面形象，播下包公文化的种子。同时，要在对外宣传方面下功夫，创新传播渠道和方式，向海外群体“讲好包公故事”，让包公和包公文化成为连接中国与海外的文化符号与重要纽带。

　　第三，对于现代公务员、特别是公检法部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而言，应该对包公及包公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学习他无私奉献、反腐倡廉、奉公执法和为民着想的任事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法治环境。

　　中新社记者：包公文化在海外有何影响力？

　　程遂营：千百年来，随着儒家文化圈的扩大、海外华人的增多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传播等，包公文化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日韩以及欧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首先，包公文化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影响力深远。比如，中国台湾建有10多座包公庙，其中云林县四湖乡海清宫已有280多年的历史。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台湾就建庙奉祀包公，香火不断。此外，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包青天》风靡一时，进一步推动了包公文化的传播。

　　其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包公信仰，包公文化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纽带。东南亚是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地，所以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都建有包公庙，与包公相关的戏曲、小说和影视剧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

　　第三，在中国唐、宋、明、清时期，有很多日韩的士子、僧人赴华求学深造，甚至在华为官。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包公的史料和读本随之传入日本和韩国。在日本，包公被视为清官的代表，甚至有“日本版黑包公”的说法，此人叫大冈越前(本名大冈忠相)，是日本江户时代江户城(今日本东京)的治安官。当时，日本社会矛盾复杂，商贾与艺伎之间常以殉情作为解决矛盾的极端手段。大冈越前对这种风气进行纠正，阻止了不必要的殉情自杀现象。尽管大冈越前与包公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但他们的形象都被赋予了清廉、公正的特质，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包公的崇敬之情。在韩国，包公的影响更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包青天》在韩国播出创下了较高的收视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欧美，早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就翻译了包公戏《灰阑记》，从此拉开了包公文学在欧洲漫长的译介之旅。1839年，法国东方学家泰奥多尔·帕维(Theodore Pavie)，在巴黎出版法文译著《中国故事与小说选译》，其中包括《龙图公案》中《石狮子》故事，这是欧美最早将《龙图公案》西译的记载。至19世纪末期，《龙图公案》在欧洲流行开来。1960年，波兰汉学家塔德乌什·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将包公的20则故事译为波兰语在华沙出版，受到读者追捧，在波兰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出版于1964年、由英国人里昂·康柏(Leon Comber)所译的《包公奇案》是在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龙图》译本。进入21世纪，《龙图公案》的译介活动又重新回到法国，由法国导演帕特里克·马蒂(Patrick Marty)编剧、中国艺术家聂崇瑞执笔的连环画《包拯传奇》风靡法国，再次掀起了一阵“包公热”。

　　这就是说，尽管在制度、文化和法律层面上，东西方存在明显差异，但“决狱断讼”有着普遍的人类学价值，包公故事也契合了人类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法律文学题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