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干预演进到法律调整，从习惯于或主要依赖行政资源解决劳资纠纷，到趋向主动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律框架下调节劳动关系，其中所蕴涵的依法维权、依法行政理念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们是公众法律意识提升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稳步推进的成果

　　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今年该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透露出一个清晰且值得关注的变化，即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各方更多地学会了在法律的框架下、借助法律的力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法律越来越成为调节劳动关系的核心杠杆。

　　比如农民工欠薪问题，以往主要通过现场检查、行政督促、政府垫支等手段进行清理，政府公信力成了解决纠纷的担保；从今年年初起，不少地方制定了相关行政规章，确立了工资保证金制度，运用法律等多重手段清理欠薪。

　　比如有的企业以执行最低工资为借口，变相压低工人工资，甚至将最低工资当成最高工资，或者有意提高劳动定额，以逃避加班费的支付。对此，以往常用的手段是通过劳动监察，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现在政府管理部门及工会组织首先想到的是企业的行为是否合法，不合法就通过法律程序完善法律，力图从根本上遏制侵犯劳动者权益现象的滋生。

　　比如为规避明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的企业以“工龄归零”为目的“劝辞”员工；有的企业突击大规模经济性裁员，或强迫员工建立劳动派遣关系……这类现象表明，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法律，在认真研究和“解读”相关法律，千方百计寻找法律中对自己有利的规定、规避对自己不利的规定。这同时提醒我们，法律的完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应该密切注意其中的相关动向。

　　在劳动关系之中，各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这是劳动关系日趋走向成熟的表征。

　　从行政干预演进到法律调整，从习惯于或主要依赖行政资源解决劳资纠纷，到趋向主动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律框架下调节劳动关系，其中所蕴涵的依法维权、依法行政理念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们是公众法律意识提升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稳步推进的成果。如果说行政干预手段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那么法律渐成调节劳动关系的核心杠杆则是一种“质变”。

　　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上述变化还只是初步的、局部的、渐进的，远未达到成熟、稳定和普遍的程度。一些劳动者面对用人单位的蛮横，还缺乏主动依法维权的勇气和能力；一些用人单位钻法律空子、利用自身强势力量侵犯员工利益的行为，不会因为法律的逐步完善而自动终止；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部门仍然习惯于行政干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式还有待成熟。

　　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劳动关系的法治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它最终有赖于构建起一个成熟、理性的解决机制。从国际经验看，这个成熟和理性的解决机制就是法律调整。

　　要让法律成为调节、改善劳动关系的核心力量，尚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不断努力。要引导用人单位在法律框架下经营和开展竞争，不能将眼光只盯在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劳动力成本上，不能把劳动者仅仅作为单纯的生产要素对待，而应该通过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利益共同体，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抵御经营风险。

　　要引导广大劳动者从非理性维权转变到依法理性维权，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劳资纠纷是一种常态，只有在法律框架下解决纠纷，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多赢。

　　政府职能部门也要从过多依赖行政资源向依靠法律资源转变。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维权手段，用好、用足法律赋予工会组织的权利，建立健全维权机制。目前，无论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和《集体合同条例》，还是相关司法解释，都赋予了工会组织不少法律手段。各级工会组织要学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手段，“该出手时就出手”，承担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广大工会干部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是工会组织履职的坚强保障。

　　法律渐成调节劳动关系的核心杠杆，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力量，看到了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曙光。我们期待各方能从建设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长远立场出发，真正身体力行，将法律真正确立为改善劳动关系的稳定、核心的杠杆。(郭振纲）